2018-05-11 4:53:51

文/王郢
攝影/王郢、《中國周刊》記者 楊劍坤
責編/劉霞

“再往前跑就撲到雞了！”

“哪里有雞啊？”

大理古城南門外的一塔路向東穿過月溪村到大麗路，程丹的家在月溪村靠近大麗路的邊上，她的舞蹈工作室就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旁邊是她家的兩層木屋，院子里種著花也養著雞，原來還有一只小黑狗見人就叫，后來她母親拿去送給了親戚。

6歲的劉榆涵穿著淡紫色的舞蹈服，翹起小腳丫指著大玻璃窗外的一籠雞，笑個不停，一個孩子笑，其他的孩子都跟著又說又笑。

這是程丹春節前最后的一節課了，5到7歲的少兒班，跟她學習一年多的劉榆涵已經能自如下腰、劈叉，以后考級可以用到的編舞，也基本可以完整跳下來。剛開始學習的拉姆或許對自己總是不能跟上節奏，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休息的時候，小朋友玩成一團，她盯著自己的小舞鞋一個人默默坐著。

程丹走過去，讓她和小朋友們一起玩，歡快的劉榆涵拉著她跑到大鏡子前的小隊伍里。

“拉姆是香格里拉的藏族，她媽媽在大理做生意，來了幾次，總是她媽媽接送，我問拉姆為什么爸爸不來，她說爸爸走了，在山上呢。我沒問她媽媽媽是怎么回事，我是想著如果以后遇到單親家庭的孩子，我就只收一半的學費，因為我父親去世之后，我真的能體會家里沒有父親的不容易。”

北上學舞

如果不是因為父親生病，程丹應該還在全國各地演出，在某個城市的健身房做著肚皮舞的教練。

大理山好水好土地好，四季收種，歷來吃喝不愁，所以大理人大多都是“家鄉寶”，直到現在也有很多人省城都沒去過，也有人沒坐過火車，沒出過大理州，更不要說去外省打工。像程丹這樣在外面待過幾年，尤其是外面學習肚皮舞的姑娘又回家鄉發展的，確實算得上是大理的異類。

程丹從小好動，她記得上小學的時候，大理古城的洱海門邊的公社大院里，總有一些人練武術，她經常跑去看。

當她在電視上看到和她一樣同是白族的楊麗萍跳出那么美的孔雀舞，馬上就迷上了舞蹈，當年母親在村里每月的工分收入120元，看到女兒對跳舞近乎癡迷，不忍心讓孩子失望，朋友告訴她下關有一個老師在教舞蹈，母親存了一千多元給程丹報了名。

當年的大理古城只有兩條主街，從南門下去走文獻路出古城，有一條土路去下關。那時的下關就是程丹心中的大城市，去下關就是進城逛街買東西。她四年級的時候，大麗路才通車，有了8路公交車從古城到下關，她可以坐著公交車去下關學舞蹈了。

剛開始學習，教練硬讓她壓腿，拉傷大腿的筋，最后就只能放棄了，這樣的經歷也讓程丹到現在教孩子的時候懂得有的放矢。

父親一直認為舞蹈不會成為正當的職業，就是想讓她學醫，高中畢業的程丹到昆明一所學校學醫，到了昆明她還是偷偷去學跳舞，看印度電影里的能歌善舞的女人，那么美，知道在北京可以學習這樣的肚皮舞，還沒畢業她就義無返顧跑到北京去學習了。

那之后的幾年她都沒回家，她想做出成績讓父親看看，證明自己的堅持并沒有錯。

直到2011年她才時常回家照顧生病的父親，2014年父親去世，妹妹出嫁以后，家里只剩下母親一個人，她選擇回大理生活。

重回大理

一個回歸大理的大理人，還是一個在外學習了肚皮舞的姑娘回到大理，回到大理古城邊的村子里，程丹感覺自己的生活像是一次重啟。

回家還是感覺大理的好是別的地方所沒有的，喝著蒼山泉水，呼吸著潔凈的空氣，站在家門口，向西看是蒼山向東看是洱海，雖然村外不再像程丹小時候全是綠油油的稻田，很多都改種鮮花水果，供游人采摘，比她小的孩子們也不可能像她兒時那樣，穿過稻田到洱海邊抓魚，靠近古城的洱海邊基本都變成了客棧，海邊已經抓不到魚。

“我剛回來的時候，在健身房里做教練帶課，一節課的課時費是60元。第一個來學的人又高又壯，屁股有大簍子那么大，她是我們村下去到洱海邊的那個村子的，生了孩子后就開始發胖，村里都笑她是“熊大”，一來就問我是不是能減肥，我說堅持練一定能減，她跟我練了三個月瘦了好多，后來我自己做工作室，她還是每次都來，已經是第四年，她的閨秘也跟著一起練，現在也是堅持了三年。開始村里人對學習肚皮舞有很多議論，穿的衣服露胸露肚子，又說廣場舞不用錢，我一個月辦卡還收170元，來與不來都不退，有人來了一兩次，就認為我是在占便宜，亂收費。”

大理跳肚皮舞的人很少，程丹一個人跳舞也會遇到瓶頸，比如編舞或是音樂編排。回到大理后，每年程丹還是要出去學習，找名師學習探討，每年都有新發展，舞蹈的技巧也在變化，要跟上時代。2017年開始甩發成為潮流，打開胸腔的方式也在不斷變化。在北京學一期15天的課程起碼需要16800元的學費，技藝要不斷精進，也就需要不斷的投入。

2016年1月27日，程丹在自己家老房子的二樓開始教課，媽媽的朋友把孩子送來學，隔壁奶奶的孫女喜歡舞蹈，從兩個孩子開始做少兒東方舞蹈班。原來的“熊大”變成了“熊二”，還是跟著她到家里學，幾個大人的肚皮舞班，就這么堅持了將近一年，慢慢人多了起來，程丹擔心老樓的木地板，人一多了可能給跳垮了。剛還清了給父親看病借的錢，她又借了些錢建起了現在的工作室。

每周一三五的晚上是成人肚皮舞課。村里的女人跟程丹學跳舞，剛開始她們的男人都不愿意，怕跟她學壞了。有些堅持學了幾年，家里人看到了變化，才支持她們來學，議論的人也慢慢少了。

課還沒開始，幾個女人聚在一起用大理話聊著天，不斷發出大理人的感嘆詞：啊吧，啊吧……當她們換上跳舞的彩衣，緊身的短上衣下露出腰，當她們隨著程丹發出的指令，在音樂的伴奏下起舞，她們挺胸、轉腰、提胯、擺臀，她們在鏡子里審視著舞蹈中的自己，此時的她們不僅超越了平凡的生活，更超越了她們不曾期盼過的一個也可以如此美好舞動的自己。

有愛有恨的生活

白族村子請客特別多，誰家請客女人們都要去幫忙，程丹剛回來的時候，她母親總是讓她去跟人熟悉熟悉。程丹跳舞要留長指甲染鮮艷的顏色，留長到腰的頭發，村里人看了就覺得奇怪，說懶人才留長指甲長頭發，外表光鮮，其實是懶到骨頭里。
跟她差不多年紀的女人一般都是在家帶孩子，孩子大了到超市或是客棧打個工，老公在外面掙錢。而她還不時跑到外省去，村里人就說她是“養不家”。

也有人不斷給她介紹對象，有一個彼此都覺得挺好，可是對方父母知道了她的職業后就不同意，也有村里人嚇唬這個男的，說她整天跑出去亂搞，不知道在外省做什么，穿那么少的衣服，怕說出去丟臉，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按照白族人家的傳統，作為家里的老大，她結婚也只能留在家里，不能嫁出去，找男人上門或者是按當地的說法“兩邊在”——就是婆家和娘家兩邊都是家。

“我們白族姑娘一到法定結婚年紀就結婚，結婚了很快就生孩子，我小學同學的女兒已經跟著我學跳舞了。我媽為我找對象的事，已經快瘋了，有一天在朋友圈里說我們家有一個閨女，誰相中快來娶。”

程丹說，母親在家里種草莓，遇到年輕小伙就說她有一個女兒還沒有對象，有一天跟一個男游客說起來，對方竟然要來家里相親，還留下電話微信，吃了好多草莓母親也沒收錢，“給個電話讓我在家等著，最后連個影子都沒有”。只要遇到年輕男的，一聽說人家沒對象，母親就把程丹的照片發過去，跟人家聊。有一天她去古城轉悠，遇到一個擺地攤的，說是研究生畢業還是單身，馬上拉著人家來相親，人家來了，喝了一杯水說了幾句話，就跑了。“本地人一聽說我的職業，就搖頭，現在來大理的外省人也很多，可是也覺得我一個人這么能闖，怕將來被壓倒。”

程丹也不想讓母親操心，更不愿意違背母親的心意，給介紹的她基本都去見。前兩年相了一個下關的人，談了一段時間后，他說他爸生病，跟她借錢，程丹把自己存的幾萬塊錢都給了他，這人卻慢慢沒了消息，錢到現在也不還，讓他還，他說是她主動給他的為什么要還，又沒有借據。

“剛回來的時候，村里人也議論，我媽天天跟我吵架，經過了這件事，我媽也不那么強迫了，我爸去世之后，過了磨合期，我們也是相依為命。關鍵是她也看到了我的努力，這么多年，我的學費都是自己掙的，現在學生多了，家長也很認可。把自己的愛好發展成事業，做自己的事，找合適的對象結婚。外省來大理的男人也可以找，我不愿意再出去了。”

雖然大理古城周邊這幾年房價飛漲，物價不斷提升，可是這些并沒有對程丹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響，如果有影響那也是好的影響，游客多了，她母親種草莓的收入也增加了。比起在大城市的生存壓力，大理的生活環境在全中國沒得比，何況這里是她的家。

“正是因為沒有壓力，大理人做事一磨二泡三拖拉，約好的時間，沒有準點的。沒有到過外省，就不懂你去外省做什么，我做的事有些不被理解，經常被議論。”

程丹是一個肚皮舞小舞團的成員，這個由全國各地的肚皮舞表演者組成的小團隊，經常在一起學習探討交流，有時也參加衛視節目的配舞錄制，或是到各地團體演出，2017年底她們剛剛完成一次港澳臺的巡回演出，每年程丹都有不少這樣的演出機會。

“以前人們對肚皮舞了解很少，尤其是在大理這樣的地方，都當作是艷舞，跟我學習的人多了，村里的人也開始了解這種舞蹈。在任何一個地方生活都是有愛有恨吧，很多外省人到大理，是愛上大理的山水自然人文，我是重回家鄉，需要一個重新適應的過程，也是一種開啟，那些跟我學舞蹈的孩子，跟我一樣在跳肚皮舞中找到自信和快樂的女人，她們都是我回到大理的理由，也是我的希望。以后嫁給自己喜歡的人，陪伴老媽，大理就是我的天堂。”

編輯：楊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