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03 11:01:09 來源：光明網
傾心書寫變化中的中國鄉村和偉大的新時代
——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筆談之二
江西省德興市新營街道烏石村山清水秀、林深景美，生長著百年以上古樹群，文化底蘊深厚。為推進鄉村振興、建設秀美鄉村，德興市加大投入，使烏石村基礎設施不斷得以完善，村史館、文昌廊、蓮花廟、竹樓等景觀相繼建成，正在力爭成為集觀光旅游、文化體驗、休閑娛樂、生態養生于一體的城市后花園。資料照片
沒有縱深的歷史感 寫不出鄉村的意義
作者：阿來（四川省作家協會主席）
今年是脫貧攻堅決戰決勝之年，其間涌現出一大批反映脫貧攻堅的文學作品。相比過去，作品質量有所提升，但能提升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說，作品能否與其所要表現的現實豐富性相匹配？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從我這三年深入生活的經驗來看，也從我閱讀過的一批此類題材的作品來看，脫貧攻堅題材寫作的成功與否，決定性因素還是在寫作者這一方面。
脫貧攻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促進社會全面發展的一項劃時代宏偉工程。與之相應，從中央到地方，推出了各項政策措施，其所產生的積極效應，既在當下清晰可見，更重要的是必將對當地未來發展產生深遠而持久的影響。眼下的問題是，我們的寫作者在從事這類題材創作時，往往缺少縱深的歷史感，容易陷入就事論事、以事例詮釋國家政策的窠臼，作品程式化概念化。說是新聞，缺乏新聞的即時性；說是文學，又缺乏文學的縱深感與認知度。從大局上講，許多年前聯合國就有在全世界范圍的減貧計劃，中國的脫貧攻堅，正是其中最持之以恒、成績最為卓著的部分。中國貧困人口的大幅度減少，不光促進中國社會的全面進步，對世界也是巨大貢獻。
就中國自身歷史來講，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以晏陽初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就認識到中國真正的強盛與進步，除了制度的革命，除了工業、科學、城市的進步，農業經濟、農民覺悟、農村社會治理，也是社會改良的一個重要方面。從那時起，就有一批有志之士深入農村，從創辦農民夜校，建立各種經濟合作組織，到改善村容村貌，付出了不懈努力。而今天，借助舉國體制的優勢，通過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和開展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逐步使這一百年夙愿得以真正實現。更簡單地說，今天的脫貧攻堅是改造落后鄉村的一個全面戰役，中央提出的一個目標是“兩不愁三保障”，所著眼的不是某一個貧困家庭具體的增收指標，那只是吃和穿“兩不愁”，而“三保障”所要解決的是教育、衛生和住房問題。這些目標一一實現后，整個鄉村社會面貌就會發生實質改變，文明程度會有大幅提升。歷史和正在發生的現實是宏闊的，但我們的很多寫作，還停留在就事論事的層面，看幾件材料，找一兩件先進事例，下去走馬觀花一番，與預定主題相關的就看見，不相關的就看不見。
從表面上看，這種現象是寫作層面的問題，往深里看，這是因為我們從事文學工作的人平時習慣在文學圈里打轉。沒有打開自己，面對歷史不能形成縱深的歷史觀，面對現實也沒想著去脫貧攻堅現場。脫貧攻堅題材寫作，不是簡單地去找一個寫作題材，而是認知社會、向現實學習的一個好機會。學習一點經濟學，學習一點鄉村治理之道，學習一點產業知識，學一點當地歷史與文化，學一點當地的自然鄉土志。以這樣的方式體察中國之所以為中國，體察一個曾經衰老的中國如何一點點改變，從物質到精神再度走向強盛的內在秘密。
偉大現實的發生，其表現錯綜復雜，其動機宏遠深闊，如果我們只以單純的文學眼光，去抓一個寫作題材，再以所謂純文學的眼光一再過濾，就剩下一點空洞的激情、無憑的修辭，失卻了活生生的現實和現實背后更豐富的社會，以及更縱深的歷史感，在文字中最后只留下一個只會做出機械反應的呆板身影。在現實如此豐富與偉大的時代，中國文學、中國作家不該留下這樣的身影。
在脫貧攻堅現場，我經常聽到干部群眾說要“用繡花功夫”，要“久久為功”。如果我們的寫作能克服功利心，能以同樣的態度，有同樣的決心，相信在同類題材的寫作中肯定能有更多更豐厚的收獲。古人說：“事非經過不知難。”我再續一句：“書將寫成心未安。”
山鄉正巨變 文學開新篇
作者：白燁（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
2020年，我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既是一個終點，又是一個起點。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將在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建立國家現代經濟體系、建設美麗中國、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方面，以鄉村的全面振興和樣貌的極大改觀，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走向新的階段。以反映現實生活和時代精神為使命的文學，理當順時而興，乘勢而變，以藝術的方式為這樣的社會巨變搖旗吶喊、擂鼓助威，并在這一過程中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添彩。
中國當代文學在70年來的發展演進中，一直扮演著時代變遷的記錄者的重要角色，履行著社會變革鼓吹者的神圣職責，創作出一批又一批膾炙人口的優秀文藝作品，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經典藝術形象。可以說，這些優秀的文學作品、經典的藝術形象，都是立足于中華大地、根植于華夏鄉土的豐碩成果。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中國當代文學以“農村—鄉土”題材為主脈，反映了新中國社會生活的主潮演進，又由于“農村—鄉土”題材的出色書寫，表現了當代文學自身的不斷進取。
從現代延伸而來的鄉土文學，在新中國成立后被“農村題材”取而代之，是因為此后的農村生活，已由自然化的鄉村變為了集體化的農村。改革開放以來，“鄉土文學”的提法又開始流行，也是由于農村生活的不斷演變和圍繞它的文學寫作不斷拓展，使得“農村題材”的稱謂已頗顯狹窄。但實際上，“農村題材”與“鄉土題材”并無本質意義的區別，論者使用什么樣的概念，既根據需要也出于習慣。面對脫貧攻堅的全面勝利及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過去的“農村”，傳統的“鄉土”，都將由全新狀態的新型“鄉村”所替代。為適應描寫對象的這種新的質變，同時也與其他時期的寫作區別開來，現在提出“鄉村文學”這樣一個新概念，是適時的，也是必要的。這既是“農村—鄉土”題材寫作的重開新局，也是“農村—鄉土”文學的繼往開來。
事實上，更為重要的是鄉村文學面臨鄉村全面脫貧進而不斷振興的社會新現實，需要履行新的使命，回應新的挑戰，解決新的課題。這是新的鄉村文學安身立命和謀求新的發展的關鍵所在。
聯系鄉村變革的新現實，結合鄉土寫作的已有狀況，新時代的鄉村文學寫作，從宏觀層面來看，至少需要在三個方面認真挖掘、深耕細作、開辟新局、積累經驗，從而使鄉村文學寫作真正做到“與時代同行，與時代同頻共振”。
“要想寫作，就先生活”：閱讀生活、吃透生活是基本功
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持續推進與深入發展，尤其是全面脫貧目標任務的實現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使我國的農業與農村從外到內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已使現在的農村與過去的農村不可同日而語。基于家庭承包的合作化、農業勞作的機械化、產品經營的市場化，以及人居環境的舒適化等，大多數農村與農民不斷走出小農經濟的舊有形態與內在桎梏，呈現出新的氣象。
但這樣具有新樣態和新面貌的農村現實，在我們已有的農村題材寫作中還不多見。不少農村題材作品，還停留在對農村轉型帶來的問題，農民遇到的種種苦難，以及田園風光不再的憂思、困惑與哀嘆方面。究其原因，是作者對于變革中的農村現實不熟悉、不了解，或者對于正在變化著的現實不理解、不喜歡，寫作大致出于濃郁的鄉愁情結，某種程度上是靠兒時的記憶寫作。因此，新的鄉村文學寫作，需要作者直面當下農村不斷變異的新現實，在切實深入的過程中，了解生活、閱讀生活、吃透生活，把創作建立在新的生活積累和新的生活認知上，切實轉變思想、感情與立場。
在這一方面，同樣是以農村題材寫作為主并創作出了經典作品的趙樹理、柳青等人所總結的一些經驗，依然值得學習和借鑒。趙樹理告訴人們，他很重視與農民群眾一起“共事”，而且時間越久越好：“久則親”“久則通”“久則約”。柳青也說過“要想寫作，就先生活”，作家“主要的功夫，是在研究生活上”。由此，他又指出：文學寫作“基礎是生活的學校”。
文學前輩們這些來自他們創作實踐的至理名言表明，深入生活、研究生活，是寫作的前提，是文學的基礎。對于當下日新月異的農村生態與農民生活，我們更需要在深入中去了解、在了解中去揣摩、在揣摩中去把握。這是新的鄉村文學寫作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最為重要而緊迫的基礎工作。
深入內部尋求新的發現：整體把握城鄉新變
隨著“三農”問題的不斷解決和農村改革的延伸發展，農村與城市之間過去的分離狀態也逐漸改變，“鄉村城鎮化”“進城打工潮”，以及“支農”“支教”等活動的開展，不僅使城鄉之間的關系日益密切，而且呈現出常態化的雙向互動。這種城鄉之間的兩種生活狀態和文化形態的碰撞、交流，使城鄉之間的過渡地帶形成一種特殊的文化景觀。當年的路遙敏感地捕捉到這一新的社會現象，把它稱之為“城鄉交叉地帶”，并以此為流動的舞臺，寫作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等表現農村青年一代人生奮斗與命運轉折的精品力作。
但也有一些作品，同樣以“城鄉交叉地帶”的城鄉生活為描寫對象，卻更多地著眼于社會轉型帶來的種種矛盾糾葛，以及矛盾糾葛造成的生存困境等，作品所呈現出來的，是社會的繚亂景象、人的紊亂心態。這樣的作品，有一定的真實性，也有其存在的意義，但看多了之后，不免令人感到雖然局部不失真實，整體卻明顯趨于悲觀。
對于社會變革帶來的城鄉之間的新關系，需要用辯證的眼光來看待。城鄉之間的交流與互動，既會帶來不同文化觀念的碰撞與博弈，造成新的矛盾與沖突，也會帶來不同文明元素的互動與互鑒，在交匯融合中產生新的生活樣態與社會風尚。
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從社會學的角度談到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不同性質”時，用“禮俗社會”和“法理社會”予以精到的概括和準確的描述，這對我們理解“鄉土中國”與“現代中國”的各自特色不無啟迪。
如果說過去的“鄉土中國”主要是以“禮俗社會”為特征的，那么，它經過一系列法治建設走向“法理社會”時，一定會把傳承久遠又行之有效的“禮俗”文明元素帶入進來，既使優秀的傳統文化得以發揚光大，也使現代的“法理”社會更具中國特色。這些年來，我們大力倡導的文化自信，積極推廣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優秀的民族文化與傳統文明就是其中的重要構成要素。因此，這就要求我們的作家藝術家，在觀察農村現實、表現農村生活時，不僅要著眼于那些看得見的物質形態的變化，更要深入內里去發現那些看不見的精神形態的變動，寫出立體化、整體性的新時代農村全方位的新演變。
“文學作品主要寫人”：精心塑造時代新人
老舍從自己的創作體會出發告訴人們，“文學作品主要寫人”，而且“應該是表現代表時代精神的人物，而不是為了別的”。出自老舍的這一文學創作的至理名言，實際上也是當代中國作家較為普遍的共同認知。
因此，無論是“十七年”期間的文學創作，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學創作，我們在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作品中，都看到了大量堪稱“典型環境里的典型人物”的藝術形象。如新中國成立初期，柳青《創業史》中的梁生寶，王汶石《新結識的伙伴》中的張臘月、吳淑蘭，李凖《李雙雙》里的李雙雙，浩然《艷陽天》里的肖長春、焦淑紅；如新時期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里的喬光樸，張潔《沉重的翅膀》里的鄭子云，柯云路《新星》里的李向南，路遙《平凡的世界》里的孫少安、孫少平等。他們栩栩如生又風采奕奕，無一不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典型形象。經由他們的超凡作為和獨特性情，人們看到了新人物與新時代的相互成就，也看到了不同時代特有的精神風采。
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高歌猛進的新世紀，開創新局的新時代，都孕育和涌現出屬于自己時代的社會新人與先進分子。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黨中央決定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鋒稱號，還有被授予“時代楷模”稱號的眾多先進人物與先進群體，他們都是這個時代新人的杰出代表。除此之外，僅從與“三農”有關的方面來看，在脫貧攻堅、鄉村振興，乃至眼下正在進行的防疫抗疫的保衛戰中，都涌現出了大量有擔當、有追求的普通民眾，他們共同煥發出了新的時代精神，一同展現了新的時代風采。新的鄉村文學寫作，就是要透過現實層面的顯見變化，沉潛于生活深處，把鏡頭瞄準體現著時代精神的新人物，寫出他們在各個方面的新作為與新擔當，以及所擁有的新風采與新氣度，有力地描繪出時代新潮呼喚新人、新人引領時代新潮的動人情景。
近年來，一些現實題材的小說作品，塑造了一批直面新現實、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火熱奮斗中脫穎而出的時代新人，如滕貞甫《戰國紅》里的杏兒、趙德發《經山海》里的吳小蒿、陳毅達《海邊春秋》里的劉書雷等。但這樣直面新現實、描繪新人物的現實題材文學力作，在整體的文學作品中還不多見。可以說，現有的鄉村題材文學創作，在塑造時代新人的典型形象，描繪時代新人的精神風采，由此反映新人的茁壯成長與意氣風發、弘揚時代的欣欣向榮與蓬勃向上等方面，尚有明顯的不足與較大的差距。在這一方面，也可以說新時代的鄉村文學寫作，既任重道遠，又大有可為。
留下這個時代新的鄉村底色
作者：李云雷（文藝報新聞部主任）
當我們談論鄉村的時候，最難以克服的可能是對鄉村的“固定化”理解和想象，對于沒有鄉村經驗的人來說是如此，對于有鄉村經驗的人來說也是如此。
比如我個人是在鄉村長大的，但是我所熟悉的只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鄉村，等上大學離開家鄉之后，雖然年年回去，但對鄉村的了解就不像在家鄉時那么細致深入。現在文學界很多作家都在書寫鄉村，但是他們所書寫的大都不是當下的鄉村，而是他們記憶或想象中的鄉村，比如莫言、賈平凹所寫的農村，基本是七八十年代的鄉村經驗，而60后、70后作家所寫的，則大都是八九十年代的鄉村經驗，很少有人能對當下中國的鄉村經驗進行整體和細致的把握。當然這里可能涉及藝術創作的內在規律，尤其是虛構性寫作需要一個回憶、反思與反芻的過程，需要長時間的積累才能寫出來。
但是另一方面，中國鄉村一直處于飛速發展與劇烈變動之中，并且每個時期都呈現出鮮明的特征。新中國成立以來，鄉村的新變是各個時代最鮮明的特征，而當前開展的脫貧攻堅，則是最具當下時代特征的事件，可以說脫貧攻堅正在改變著中國鄉村的整體面貌。但是我們理解脫貧攻堅的偉大意義，并不意味著我們理解它為中國鄉村帶來了哪些新變化與新特點。如何從鄉村生活的內部邏輯來理解這些變化，如何將我們熟悉的農村與當下的農村建立一種有效的連接，這構成一個難題，對作家來說也構成一種挑戰。
或許應該意識到，我們熟悉的鄉村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的鄉村經驗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效”了，關鍵的問題在于我們如何理解和面對這一變化。對于某個“主體”來說，構成其生命體驗的某種鄉村生活的消失，可能會對之造成創傷性體驗，從而產生對“失樂園”的永恒追求與感喟，或者產生“歷史中間物”的生命意識，深感那個“屬于自己的時代”已經過去，因而對歷史和未來都有悲觀或茫然之感。但如果我們從更寬廣的歷史視野去觀察與思考，也可能產生更加積極樂觀的主體意識與情感。柳青之所以去皇甫村扎根，是因為他深刻意識到“合作化”所帶來的土地關系調整和人際關系變化，將是數千年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經驗。正是為了觀察記錄歷史巨變中的新變化與新經驗，他才傾注全部熱情親臨正在發生變化的農村現場。從我們現在的視野來看，柳青筆下的鄉村經驗已經過去了，但正是由于他和同時代作家的書寫，我們才能理解那個時代的鄉村生活與時代精神。現在不僅魯迅筆下的鄉村經驗已經過去了，路遙所寫的“城鄉交叉地帶”也已成為歷史。為什么“城鄉交叉地帶”這個術語似乎只屬于路遙？因為在路遙之后，伴隨著大規模農民進城打工，更多的“交叉”不是發生在城鄉之間，而是城市內部。從《平凡的世界》所寫的1985年，到現在已經35年。在這過程中，中國特別是中國鄉村又發生了多么巨大的變化，但這些變化在文學中卻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書寫和呈現。
近年來開展的脫貧攻堅行動，對于當代中國鄉村來說，或許是相對于以往更加巨大、更具根本性的變革。“農村合作化”“包田到戶”通過土地關系和生產關系的調整，結束了歷史上私有制所帶來的土地兼并與治亂循環，奠定了新中國土地制度的基礎；“進城打工”解決了農民的遷徙自由，在生產力提高的同時，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和工廠，為我國建設制造業大國提供了保障；新世紀之后為解決“三農問題”所采取的取消農業稅、實施新農合等措施，增加了農民收入，提高了農民的社會保障水平。但與“脫貧攻堅”相比，這些政策措施所解決的是基礎性或枝節性問題，而“脫貧攻堅”所要解決的則是根本性問題——也就是貧困問題。以精準脫貧的方式直接面對每一家每一戶每一個人，這是我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采取的新戰略。
在這一巨大的社會變革過程中，我們以前所熟悉的鄉村將會變得越來越陌生，我們以往所形成的鄉村經驗將會越來越“過時”，但這是我們所樂于見到的——可以說這是“共同富裕”改革理想和“小康社會”民族理想的初步實現。沒有歷史感就沒有現實感，那些“過時”的經驗可以讓我們更加深刻清醒地認識當前的現實及其變化。從魯迅到柳青，中國革命為鄉村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從柳青到路遙，改革開放也為鄉村帶來了巨大變化。現在我們正置身于另一個偉大的社會巨變之中，但如何觀察、思考、記錄這一社會巨變，也對當代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必須突破舊有的思維慣性和知識框架，重新認識和熟悉鄉村生活，我們要像魯迅寫阿Q和閏土一樣，要像柳青寫梁生寶和梁三老漢一樣，要像路遙寫孫少平和孫少安一樣，深入到時代深處，講述新的中國故事，塑造出飽滿生動的人物形象，描繪出時代變革的宏偉畫面，為未來的歷史留下我們這個時代中國人的經驗、情感與精神。
《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31日 13版）
編輯：楊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