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02 17:23:24 來源：光明網

　　作者：劉文明（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西方史學史譜系中的文明史范式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文明史書寫在西方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啟蒙時期出現了反映歐洲社會進步的“文明”概念，自此歐洲人有意識地運用這一概念書寫文明史。由于“文明”概念蘊含著歐洲社會的價值取向，以此為基礎書寫的文明史便不同程度地帶有歐洲中心論色彩，這以19世紀的文明史著作最為典型。20世紀上半葉，世界大戰對西方社會造成的沖擊使得一些學者開始懷疑線性進步史觀，由此出現了以文明形態史觀來書寫的文明史。20世紀下半葉，威廉·麥克尼爾等全球史學者在撰寫全球文明史時，強調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動，由此開始了全球史觀下的文明史書寫。這種文明史實現了從歷時性譜系解釋向共時性互動維度思考的轉變，亦即“空間轉向”，代表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文明史書寫的一種新趨勢。

　　一

　　一般認為，西方的“文明”一詞出現于1756年，由法國思想家密拉波首先使用，隨后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歐洲流行開來。起初這個詞只有單數形式，用來指歐洲人所達到的一種社會狀態。到19世紀20年代，歐洲學者開始將“文明”用于描述其他民族或社會，由此出現了復數用法。復數意義的“文明”運用于歷史書寫，則出現了具有世界史意義的“文明史”。

　　“文明”一詞之所以在18世紀下半葉的歐洲出現并流行開來，除了歐洲社會自身發展這一因素外，也與歐洲人的海外擴張密不可分。此時的歐洲人隨著其擴張步伐遍布世界，殖民者、探險家、傳教士、旅行者等將其海外見聞記載下來，使生活于歐洲的知識分子足不出戶也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地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社會形態。正是這些進入歐洲人視野的“他者”，促使歐洲社會中形成了一種具有文化優越感的“文明”意識。美國學者布魯斯·馬茲利什由此稱產生于歐洲的這種“文明”觀念既是一種歐洲意識形態，也是一種殖民意識形態。19世紀歐洲的文明史書寫，明顯受到這兩種意識形態的影響。

　　這種“文明”概念源于近代早期歐洲的社會歷史經驗，是當時歐洲人在進步觀影響下充滿了文化優越感的一種自我表述。在歐洲文明史家眼里，“文明”是歐洲社會不斷進步的結果，是歐洲社會在物質和精神上所達到的一種前所未有的狀態。他們認為，海外其他民族和社會仍然處于“蒙昧”或“野蠻”狀態。由此，“文明”觀念也成了一種殖民意識形態。在此觀念影響下，文明史家在描寫處于不同社會狀態的世界各民族時，以歐洲社會進步的尺度來衡量，將各民族的社會差異轉換成時間維度的敘事，如此，文明史中從蒙昧、野蠻到文明的等級差異既是時間的，也是空間的，處于“文明”狀態的歐洲社會成了其他各“野蠻”民族前進的方向。這種文明史賦予了歐洲殖民擴張中的“文明使命”以歷史合理性。毫無疑問，19世紀歐洲“文明”觀念之下的文明史，帶有明顯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

　　以法國基佐和古斯塔夫·杜庫雷的文明史為例。基佐在《歐洲文明史》（1828）中聲稱“文明”包含兩個要素：社會的進步和個體的進步，或者說社會制度的改善和人類智力的發展。無論什么地方，只要這兩個方面得到了發展，“那里的人們便宣告和歡呼‘文明’的到來”。基佐的歐洲文明史是從進步史觀出發，以歐洲為例對這種“文明”概念做了一種歷史詮釋。杜庫雷的《文明簡史》（1886）沿襲了基佐的文明觀，認為文明即是人類在政治、社會、經濟、智力和道德上的整體發展。該書在簡要概述了尼羅河和兩河流域的古代民族之后，重點講述了希臘和羅馬文明、歐洲中世紀、自文藝復興至18世紀的“現代”歐洲，以及從法國革命到19世紀的“當代”歐洲，最后一章標題為“歐洲文明傳遍世界”。作者聲稱：“在我們這個時代，歐洲人正在使非洲和亞洲得到再生。始于東方的文明又回到了東方，完成了一個奇妙的循環。光來自東方，但正是西方把它帶回給東方，使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燦爛。”這種敘事將人類文明史寫成了一部歐洲文明譜系的演變史，在以進步史觀來凸顯歐洲文明的優越性時，也將歐洲殖民擴張史粉飾成了一部歐洲人履行“文明使命”的歷史。

　　20世紀上半葉，西方國家間的戰爭打破了歐洲文明優越的神話，文明呈線性進步且由歐洲代表最高水平的文明觀開始動搖。與此同時，社會有機論的流行也使人們將“文明”看作是一種有著興衰周期的有機體。于是，在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和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中，每一種“文明”都有其自身興衰的過程，西方文明也不例外。這樣，出現了文明形態史觀影響下的文明史書寫。斯賓格勒認為世界上有8種自成體系的文明，湯因比則將世界歷史上的文明概括為26個，進一步豐富了斯賓格勒提出的文明形態史觀。隨后，美國學者卡羅爾·奎格利在《文明的演進》中列舉了世界歷史上的16個文明，認為每個文明都經歷了混合、孕育、擴張、沖突、普遍帝國、衰敗和被入侵7個階段的興衰過程。此類文明史雖然把西方文明看作是人類諸多文明之一，不再將其看作是其他文明的發展方向和歸宿，但由于將各個文明割裂開來思考，并沒有很好地解決世界歷史進程中西方文明與“他者”文明的關系問題。

　　二

　　1963年，西方世界中出現了兩本頗具影響的文明史著作：布羅代爾的《文明史綱》和威廉·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布羅代爾提出，文明是持續存在于一系列經濟或社會之中不易發生漸變的某種東西，只能在長時段中進行研究，因此文明史是一種長波的歷史。布羅代爾還認為，“每種文明都會引進和輸出其文化的某些方面”，由此造成文明之間的相互影響。不過，這種觀點在《文明史綱》中并沒有得到貫徹，全書仍以不同文明區域的獨立敘事為主。顯然，時間維度的歷史變遷仍然是布羅代爾思考文明史的主要路徑。

　　麥克尼爾在思考文明之間的關系方面，比布羅代爾邁出了更大步伐。他將西方放在世界歷史框架下不同文明之間的關系中來書寫，強調文明互動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作用，由此奠定了文明史書寫的全球史框架。

　　隨著20世紀末全球史的興起，一些西方學者越來越強調不同文明之間的聯系和互動，例如，美國學者皮特·斯特恩斯等編纂的《全球文明史》（1992）和菲利普·費爾南徳茲-阿邁斯托的《文明》（2001），都將文明互動作為文明史的一個重要內容來書寫，世界文明史不再是敘述各個文明獨立發展的歷史。中國學者也對書寫這種文明史做了有益探索。例如馬克垚主編的《世界文明史》（2004）對不同文明的交流給予了極大關注，認為“文明在縱向發展的同時，橫向上也在相互運動。這是使文明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美國學者大衛·威爾金森曾提出文明是一種世界體系，由中心、半邊緣和邊緣三個區域構成，世界歷史就是半邊緣或邊緣文明不斷融入中心文明的過程。與此同時，麥克尼爾將西方文明置于整個世界歷史中來審視的研究視角，也得到一些學者的贊同。例如，斯特恩斯的《世界歷史上的西方文明》（2003）探討了如何從全球視角來理解西方文明史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批評了以往西方文明史教材中的西方中心論傾向。英國學者約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2004）將西方文明置于與東方的互動關系中來理解，反駁了西方的歐洲中心論神話。這些強調文明互動的文明史，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傳統的西方中心論敘事。

　　這種文明史書寫的新趨勢，是歷史學“全球轉向”背景下出現的一種“空間轉向”，是以全球史視角和方法來書寫文明史，實現了歷史敘事的軸心從歷時性譜系向共時性關系的轉變，打破了文明間邊界的局限，從關聯、互動、體系等視角來理解文明的變遷，由此達到以橫向空間維度的思考來補充和豐富縱向時間維度的內源性解釋。

　　如上所述，文明史書寫出現“空間轉向”，與全球史的興起密不可分。全球史作為一種宏大敘事興起之時，“文明”是其中重要的研究單位，文明互動受到高度關注。威廉·麥克尼爾等人早期的全球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明史。正是全球史視角、理論和方法的介入打破了以往文明史的局限，把文明史發展成為一種以多元文明互動為主題的歷史，并以此消解文明史書寫中的西方中心論。劉新成在《文明互動：從文明史到全球史》一文中提出，全球史興起之前西方的文明史可分為兩種類型，即“文明價值理論”派生的“進步史觀”影響下的文明史和“文明類型理論”派生的“平行史觀”影響下的文明史，但它們之間存在著內在矛盾，而“全球史觀的‘文明互動說’為化解近代以來西方文明觀的內在矛盾、廓清人類文明的統一性與差異性問題，開啟了一個新的思路”。

      《光明日報》（ 2020年11月02日 14版）

編輯：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