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8-20 10:42:48

文／柳 夏
攝影/布瓊 趙新錄 稅曉潔 韋寶玉《中國周刊》記者 楊劍坤
責編／劉霞

“申遺”，價值的獨特性被世界認可??

2017年7月7日，在波蘭克拉科夫舉行的第41屆世界遺產大會上，青海可可西里經世界遺產委員會一致同意，獲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12個，同時也是中國面積最大的世界自然遺產、第一個荒野景觀世界自然遺產，以及青藏高原上的第一個世界自然遺產。

十多年前，時任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局長的才嘎在參加青海省兩會時，建議將可可西里申報為世界自然遺產。那時，才嘎堅定地認為，可可西里既具有獨特的地貌特征，又有尚未為世人所熟知的獨特自然景觀，更是獨有的珍稀和瀕危動植物的棲息地，符合“申遺”條件。

可直到2014年底，可可西里才正式踏上“申遺”之路。

2014年10月15日，青海省政府召開了“申遺”工作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正式啟動青海省可可西里申報世界遺產工作。根據申報地周邊交通、輸油氣管道、輸電及通訊線路、建筑設施以及可可西里和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各保護站內建筑現狀，青海省確定了整治內容，提出了工作方案。

2015年，青海省連續四次組織北京大學、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中國科學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等單位對可可西里遺產提名地和緩沖區范圍、面積、界線、動物資源本底、環境綜合整治、環境因子監測站點及社區保護等情況進行現場調查，為“申遺”文本和保護管理規劃編制工作獲取了詳實的科學資料。

2016年10月，世界自然遺產評估機構——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委托專家對可可西里遺產提名地開展了為期10天的現場考察評估，這是對可可西里申遺的一次大考。同年12月，世界自然保護聯盟世界遺產項目組召開會議，對申報文本評審、現場考察評估和外圍其他專家的意見進行了討論，于2017年1月3日來信，對青海可可西里遺產提名地有待補充和完善的材料提出了要求，并邀請青海省代表團訪問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總部，面對面就有關問題進行討論。

按照來信意見，青海省迅速組織編織了青海可可西里遺產提名地補充材料，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世界遺產中心代表團同時成立。

2017年2月20日，代表團赴瑞士格朗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總部，拜會世界遺產項目組主任提姆·巴德曼和世界自然保護聯盟行動官員。代表團逐條對可可西里遺產提名地補充材料進行了說明，對藏族群眾對野生動物及生態環境保護傳統做了進一步闡述。提姆·巴德曼肯定了代表團所作的說明，高度評價了中國政府在全人類遺產保護中做出的貢獻，并就青藏公路昆侖山口至沱沱河段沿線緩沖區按照遺產提名地進行保護管理等問題提出了意見建議。

2月21日，代表團約見了赴可可西里遺產提名地現場考察評估專家卡洛，就擬向世界遺產中心提交的補充材料具體答復內容進行了說明。卡洛·奧索拉高度評價了可可西里遺產提名地遺產價值和保護管理水平，對青藏公路昆侖山口至沱沱河段藏羚等野生動物遷徙通道的保護管理工作提出了建設性意見。

一邊訪問一邊修改補充材料。提姆·巴德曼提出的意見建議具有國際視野，從世界遺產評估專家角度概括了各評估專家意見，符合青海可可西里遺產提名地實際。代表團接受提姆·巴德曼的建議后，在出訪路途中進行了專門研究，再次修訂完善了補充材料中文文本，由國內專家翻譯、校對、排版后，于2月23日在法國巴黎完成英文文本打印工作，提交世界遺產中心綜合處秘書，按時完成了青海可可西里遺產提名地補充材料的報送工作。

在可可西里入遺之前，青藏高原上沒有世界自然遺產，我國也沒有荒野景觀的世界自然遺產。可可西里申遺小組組長、北京大學保護生物學教授呂植認為，可可西里的價值獨特性難以替代。所以，“申遺”團隊緊扣可可西里最有價值、最有說服力的東西，確定了向世界遺產中心提交的兩個標準：“無與倫比的自然現象或自然美景或審美價值”和“生物多樣性和瀕危物種”，充分展示了可可西里固有和獨特的遺產價值。

魅力源自實力。可可西里申遺通過時，得到了世界遺產委員會兩項關于世界自然遺產標準的認可：“可可西里面積廣闊，幾乎沒有現代人類活動的沖擊。極端的氣候條件和它的難以接近性共同保護著這個最后的庇護所，它屬于很多具有全球重要性的高原依賴物種。三分之一以上在提名地內發現的高級植物為青藏高原所特有，所有靠這些植物生存的食草哺乳動物也同樣是青藏高原特有。可可西里擁有非凡的自然美景，其美麗超出人類想象，在所有方面都令人嘆為觀止。”

根據《實施<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可可西里滿足世界遺產地以下兩個標準：

一、絕妙的自然現象或具有絕佳的自然美景和美學價值的地區。可可西里擁有擁有世界罕見、獨特的自然景觀，龐大的山脈、險峻的冰川、多姿多彩的湖泊群及河流濕地非凡的自然美景，令人嘆為觀止，超乎想象。地球“第三極”青藏高原腹地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氣候特征，造就了全球高海拔地區獨一無二的生態系統，記載著地球演變的歷史和生命進化的進程。

二、是生物多樣性原址保護的最重要的自然棲息地，包括從科學和保護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瀕危物種棲息地。遺產地植物區系高度的特有性，與高海拔和寒冷氣候的特點結合，共同催生了同樣高度特有的動物區系。包括74種脊椎動物，更保存了藏羚羊完整生命周期的棲息地和母藏羚羊長途遷徙后聚集產仔的景象，及其在三江源和可可西里間完整的遷徙路線，支撐著藏羚羊不受干擾的遷徙。

沒有終點的保護之旅

“申遺”成功并不意味著可可西里生態保護的一勞永逸。世界遺產地每年都要接受動態考核，必須在機制、科研、管理等方面達到極嚴格的世界標準，始終完好保存自然風貌。因此，這反而是開啟了更加嚴格更加規范、永無終點的生態保護之旅。

“對任何國家或者人類來說，一塊完整的、沒有人活動的地方都是無價的樣本。比如討論氣候變化的影響，很多時候我們很難分清到底是人為活動帶來的影響，還是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可可西里提供了一個參照樣本，這樣一個天然的對照，在地球上已經很少了。可可西里申遺的成功，將從更高的層面保護這片凈土，這是中國向世界做出的莊嚴承諾。”呂植如是說。她表示，《保護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公約》操作指南等國際公約和法律，將在可可西里得到最嚴格的執行。

針對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的要求，青海省政府部門也做出諸多承諾：不在遺產地范圍內為根除小型哺乳動物鼠兔采用毒殺行動；不強制安置或遷移遺產地緩沖區的傳統牧民；不在任何時候許可或提倡遺產地內會威脅到動物遷徙路線的圍欄活動??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蘇建平說，世界遺產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在青藏高原首個世界自然遺產地，人們通過保護可以更好地享受生物多樣性帶來的福利。

在中科院地理所資源生態與生物資源研究室主任閔慶文看來，“申遺”成功對可可西里未來的保護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需要從多學科的角度，將當地物種資源保護、生態系統保護、民族文化保護有機結合起來，同時，做到保護與發展的協同提升，這樣才能真正實現自然遺產保護的目標。”

成為世界自然遺產地，給可可西里保護區的工作者帶來極大鼓舞。巡山隊員們坐進課堂、捧起書本，開始學習野生動植物分類、生態本底調查等基礎知識。未來，他們既要當好可可西里的守護者，也要做好當地的生態觀察員和宣講員。

在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成立之初，面臨的主要威脅是盜獵。為了獲得藏羚羊身上一種昂貴的絨毛——沙圖什披肩的原材料，盜獵者曾經云集可可西里，非法貿易的猖獗使得藏羚在很長一段時間遭到了大肆屠殺。為了對付瘋狂的盜獵者，治多縣委副書記、西部工委書記索南達杰在與武裝盜獵分子的斗爭中英勇犧牲。自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管理局成立以來，可可西里在反盜獵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效，使得遺產地從2006年以來未有盜獵藏羚的事件發生。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遺產地的保護面臨著諸多新的威脅。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聞丞表示，青藏公路和鐵路的修建對哺乳動物的遷徙和繁衍造成了一定的人為干擾。青藏公路和青藏鐵路是南北向并行穿越遺產地的兩條交通走廊，而遺產地的有蹄類動物具有東西向季節遷徙的特性。在青藏公路楚瑪爾河大橋至五道梁區間，是藏羚跨越青藏鐵路和青藏公路前往卓乃湖等地產羔的主要通道，繁忙的交通廊道對藏羚等動物的遷徙形成了阻礙。聞丞坦言，雖然青藏鐵路建設過程中，在與藏羚羊遷徙路線的交匯路段多用高架橋，留下遷徙通道，藏羚等野生動物也正逐漸適應交通廊道給環境所帶來的新變化，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青藏鐵路和青藏公路的運輸量持續增加，特別是青藏公路過往車輛日趨增多，對動物的活動構成現實威脅。

當地牧民的生產生活對原始生態環境和野生動物的正常繁衍也造成了一定威脅。同時，氣候變化帶來的氣候和自然環境短時間快速波動給遺產地的生物多樣性價值帶來了巨大的影響。聞丞認為，氣候變化已經加速了遺產地冰川和凍土的融化速度，并導致遺產地內流湖湖泊水位的劇烈變化。他舉例說，2013年由于氣溫升高導致的水源補給增加，使得藏羚的核心產羔地卓乃湖湖岸潰壩，近三分之二面積的湖水外泄至下游。

遺產地面臨的影響因素較為復雜，因此通過監測工作掌握遺產價值的變化和威脅因素的狀況能為具體的保護工作及時調整提供必要的指導。青海省申報世界遺產工作領導小組在擬定的《青海可可西里世界自然遺產地保護管理規劃》中，提出了建立在監測系統基礎上的一系列管理措施，通過監測系統及時了解威脅的發展狀況和遺產要素的受影響狀況，并制定相應的保護措施。如針對牧民放牧，規劃提出對牧民的放牧范圍，牲畜數量進行監測，并和草場內的野生動物數量進行管理，進而為牧民放牧行為的管理措施提供支撐。對基礎設施的不良影響，規劃提出了流量監控，在野生動物遷徙重要路段對車流管理等措施，進一步保護藏羚羊等野生動物的遷徙。上述保護措施與后續的專項保護措施一道，構建了全方位的遺產價值保護體系。

今年，可可西里天地一體化生態監測及大數據分析系統也進入籌建階段，借助光學遙感探測、衛星、無人機等高科技手段，有望實現對可可西里乃至整個三江源地區的生態系統監測。未來所有衛星和野外調查數據將在這里匯總，向相關研究機構開放。

同時，為構建協同保護大格局，可可西里還打破地域限制，與西藏羌塘、新疆阿爾金山等自然保護區建立跨區域聯合執法機制，協同打擊生態違法活動。

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與鄰近的新疆阿爾金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西藏羌塘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和青海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均地處青藏高原腹地，是中國西部最重要的自然保護區群，自然資源、生態類型、保護對象、管理水平和地理位置相近，在自然生態保護方面面臨著共性困難和制約因素。

相鄰的幾大自然保護區借助這一協助聯防保護機制，不定期互派人員，學習借鑒先進管理經驗和工作方法，健全工作機制，加強保護、管理、科研等領域的合作交流，使保護區野生動植物保護行動形成了強大合力。保護區相互間的協作對維護區域內部的生物多樣性、珍稀動物的生活習性以及遷徙的連通性意義重大。

北京林業大學自然保護區學院院長雷光春說，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全球對生態保護投入了大量資金，設立了眾多自然保護區，但是生態系統退化趨勢并未遏制。未來自然保護區應避免成為“生態孤島”，各自為政的保護策略不再順應保護區發展需要，自然保護區的協調發展也是中國自然保護區發展的趨勢。

借力科研支撐生態治理???

2002年后，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蘇建平的團隊開始了在青海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研究，至今已有16年的時間。針對藏羚羊的研究主要涉及種群數量、分布、食性、棲息地選擇、遷徙追蹤、種群遺傳分化、對高海拔環境的適應等等。

為完成給青海省申遺準備材料提供科技支撐的《可可西里地區生物資源考察報告》，蘇建平同他所在研究所的科研人員先后安排了5次野外考察，歷時3個多月，完成了可可西里申遺地生物多樣性調查和報告編撰工作。

通過考察，科研人員在可可西里地區證實了赤狐、兔遜、豺等物種的存在。“比如赤狐，以前只是偶爾聽說，正規的資料里沒有相關信息，但這次補充調查拍到了照片和視頻。”蘇建平說。
同時，通過野外調查采集植物樣本進行鑒定，科研人員也對許多植物物種已有資料中的信息進行了糾正，共梳理出了可可西里地區29科89屬200余種植物。其中變動比較大的是鵝觀草屬，考察后很多物種被歸并到了披堿草屬。

蘇建平強調，可可西里不僅是包括藏羚羊在內的無數野生動物的“天堂”，也是眾多珍稀植物生長的樂土，但由于對青藏高原植被的研究相對不足，對很多植物需要做進一步的了解和研究。如何揭示植物適應高寒、干旱、強紫外線的環境，植物形態、生化如何適應這些環境，是否有相應變異基因挖掘？這些都是科研人員關注的重點。

可可西里的生態系統脆弱，植被生產力低，一旦放牧，特別容易退化，產生裸地、沙化。近年來，科研人員對高寒地區退化生態系統恢復進行了一系列探索，構建了針對整個系統的綜合治理模式，包括對青藏高原草地的合理利用、天然草地改良乃至人工草地種植等措施，為青藏高原生態系統的治理和恢復提供了技術支撐。

以前有一種流行的說法：鼠害導致草場退化。可蘇建平經過多年的田野調查，卻發現事實并非如此。蘇建平說，固有觀念根深蒂固地影響著大多數人，包括一些科研工作者，導致大家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隨著人口增長，牛羊已嚴重超載。蘇建平解釋：“在正常情況下，草原鼠類的種群密度非常小。然而，隨著牛羊數量激增，禾本科植物被啃食殆盡，寬葉雜草獲得充裕陽光，長勢良好。這樣一來，鼠類由于食物變得充足，大量繁殖產生鼠害，進而破壞草場、導致土地沙化。”

蘇建平花了15年時間進行科研論證，不僅改變了固有觀念，而且提出了“用生態的辦法治理生態的問題”，通過草畜平衡來保證生態系統的健康發展。

“如果發現一個區域由于放牧強度比較高，藏羚羊因食物情況較差而不得不提早遷徙，或因為食物條件好延緩遷徙，我們就可以調節人類行為和放牧水平。”蘇建平解釋稱。

2002年以后，由于全球變暖，青藏高原的氣溫出現了變化，有些地方升高，有些地方降低。蘇建平說：“我們主要通過湖面高低來判斷氣溫變化，湖面升高是氣溫升高引起地下凍土、冰川、雪山融化的結果。在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范圍內，近年來幾個湖的水位都上升了，說明可可西里的氣溫也在上升。氣溫升高有兩種可能的結果，一是干旱化加劇，另一個是因降水增加而變得濕潤。”

蘇建平認為，目前，生態修復措施很難在大的空間尺度上實施，一是因為耗資巨大，經濟上難以承受；二是因為生態過程復雜，人工干預的有效性無法保證，通常只能在局部做一些有限的生態修復工程。他認為，可可西里最理想的狀態是，既不人為破壞，也無需人為修復，人類對生態環境的干擾越少越好。

編輯：楊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