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07 5:07:40

文／周超
責編／劉霞

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中國社會進入了經濟高速增長期，人民的生活不僅得到了改善，也出現了諸多“生活革命”。眼下，全國各地正在進行中的“廁所革命”就是現代中國大規模生活革命中的重要一環。從19世紀末開始，中國人的如廁行為和廁所狀況一直被外國人士所詬病、并成為描述中國落后的一個典型話題。對此，盡管歷屆政府在廁所改良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但直到2010年代，這一“老大難”問題的解決才終于出現了真正的轉機。

農耕時代的“廁所文化”

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農耕文明傳統的國家，以中國之大，廁所及有關的如廁行為方式和文化形態，也是多種多樣較為復雜。草原、森林和山地的游牧、游獵、游耕的族群，往往不設廁所或沒有固定廁所，這不是說他們對排泄行為沒有規范，只是說在其生存環境下，人畜糞尿通常不構成問題。西南一些山地農耕民族，也有拒絕使用人糞尿作肥料的例子，他們認為，土地不施肥才比較干凈。漢族是典型的農耕民族，農耕文明的突出特點之一，便是較多使用人和家畜的排泄物作為農作物的肥料，也因此人糞尿作為農家肥受到高度重視，這可以說是中國最為一般和傳統的“廁所文化”。

廁所在中國同樣有悠久的歷史?！墩f文》的“厠，淸也”，意思是說排除污穢之地。秦漢時代的“溷”和“圂”字，有豬圈和廁所的雙重含義，出土的漢晉文物中也有很多兼具廁所與牲口圈欄的泥塑冥器模型。這種形態的廁所在中國的北方、華南及日本沖繩等地一直延續至近代。雖然根據歷史記錄，中國古代廁所也確有緩慢的進化，如宋朝時，東京汴梁就出現由專人管理的公廁、清朝嘉慶年間也出現過收費廁所等，但必須承認，截至目前，在中國廣大農村，現狀依然是露天旱廁居多，使用人糞尿做肥料依然尋?？梢?。

美國社會學家葛學溥在《華南的鄉村生活》中指出，鳳凰村的人們“有限的衛生知識基于傳統和迷信而非科學事實”，即便在較干凈的房間，也隨處可見垃圾、污水和一桶桶沒蓋的糞便；農民們每天都從便池舀起液體糞便，穿過村落挑到田間，給農作物施肥；人們在同一條鳳凰溪打水和涮馬桶。人類學家楊懋春在對山東省臺頭村的民族志描述中，較多涉及廁所及相關問題，“露天廁所對農民的健康是一大威脅。夏天廁所招來蒼蠅，由于沒有適當的辦法把食物遮起來，蒼蠅會再飛到食物上”。因此，“臺頭村的農民——其他許多村子的農民也這樣——堅持所有飲用水都要煮沸，所有食物都要燒熟”。應該說，類似的情形在中國各地鄉村絕非罕見。

另一位人類學家許烺光曾于1942年在中國滇西北一個處于霍亂爆發危難之中的村鎮(西城)，深入觀察了當地旨在凈化社區污染的打醮等儀式。他敏銳地指出，人們在面對疫病危機時采取的是宗教凈化儀式和實際的清潔衛生相結合的方法，其中既包括投放預防霍亂的藥物、藥方，也包括規勸民眾遵從道德勸誡。例如，當地警方有告示稱：“嚴禁放養各類動物。嚴禁隨地大小便，亂扔垃圾。違者格殺勿論?！迸c此同時，也有社區長者的勸告：“祈禱、禁欲，嚴禁污穢不堪?！比藗儼旬數亟虝W校和醫院在其廁所內外使用石灰粉消毒的方法(這種情形在1940?1970年的中國頗為普遍)，引申到用石灰粉在住宅門前畫出半圓形的線以抵御病魔的新嘗試。通常，人們是不打掃街道的，就連自家門前也不清掃，但在非常時期，也能夠接受包括不亂扔垃圾、不隨地大小便之類的公共道德勸誡。

舊時在北京、廣州、南京、上海等人口較多的都城，都曾有過城里居民的糞尿為周邊農村所需求，郊區農民通過各種方法把城里人的排泄物拉回來做肥料的情形。實際上，北京直到20世紀末，才最終淘汰了“掏糞工”這一職業。

在江南水鄉，直至不久前，仍普遍有以室內馬桶作為便溺之器的習俗。早晨，主婦到小溪涮馬桶，然后，把馬桶晾曬在門口。馬桶里的穢物一般直接倒進河溪里，對公共衛生有很大妨害?，F在，由于衛生科學知識的逐漸普及，即便在鄉下，民宅也越來越多地采用新式抽水馬桶，于是，傳統的馬桶就退出了日常生活，但它作為民間婚禮中的“子孫桶”仍是必不可少的陪嫁物。馬桶在婚禮上具有生殖象征的隱喻，說明民間鄉俗并不以其為“穢”。在中國的民俗文化中，雖也有“廁神”的存在，但她不管廁所，更不管廁所衛生，其職能主要是“能占眾事”“卜未來蠶?！?。

工業時代的“廁所問題”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的“廁所問題”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從鄉土社會向都市化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它不僅存在于社會的發展階段，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總問題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中還涉及到“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

以農耕文明為背景，傳統的“廁所文化”以廣大農村為“根據地”，在文明形態的轉換進程中，廁所在所難免地成為嚴重和深刻的社會“問題”。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化肥工業迅速崛起，各種形態的化學肥料大舉進入鄉村，不斷弱化著農戶對有機肥的依賴。與此同時，城鎮和郊區農村之間曾經的人糞尿供需關系，也很快發生了變化。北京大約到上世紀70?80年代，郊區農村就不再需求人糞尿，城里的排泄物必須全部由城市污水系統去處理。可是，由于農村難以擁有和城市一樣的污水處理系統，因此，在廁所和排泄物處理方面的城鄉差別就變得日益突出。都市化帶來的城市人口高度聚集、巨大的流動人口也使有限的公廁資源無法滿足民眾的基本需求、導致公廁問題雪上加霜。加之，城市管理水平有限，公廁的衛生狀況也就陷入難以描述的狀態。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民眾通常需要兩類設施，一是家庭居室內衛生間配備的沖水馬桶，二是外出時需要的公共廁所，兩種設施都必須有完備的下水或污物處理系統?，F實的情形是，實際使用公廁的人，往往是都市社會的底層人群，如胡同居民、尚無穩定居所的新市民、流動人口和外來務工者等。媒體和一般公眾對城市公廁衛生狀況的指責，和對利用者欠缺“公德”的排泄行為的指責存在重疊，相對較少地指向城市公廁管理的缺失。顯然，和私廁（家廁）相比，公廁問題在中國是有著更為復雜的內涵。

另外，中國的“廁所問題”，還有一個獨特的側面，即改革開放以來，海外觀光客蜂擁而至，生活在現代都市或工業化社會的游客來到當時仍舊是農業國家的中國，從發達國家的立場觀察屬于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遭遇“廁所問題”，或對中國廁所感到嚴重不適，并不奇怪。20世紀80?90年代，中國廁所屢屢成為外國記者的題材，截至1990年代初，批評過中國城市廁所問題的國內外新聞機構有幾百家之多，報道文章數以萬計。這些批評直接或間接推動了中國對廁所的改良，具體而言，就是率先在全國的旅游線路沿線及景點設立相對體面的公廁并對其進行評級。

關乎“國家形象”的公廁改革

其實中國的廁所改良可上溯至民國時期。當時除“平民教育協會”及一些大學知識分子的努力外，1928?1937年間的上海市的衛生運動大會和20世紀30年代由蔣介石主導的“新生活運動”等均值得一提。前者是地方性的，目的主要是維護街道清潔(不隨地便溺、吐痰、不亂扔垃圾諸類)；后者則是全國性的，目的是想造就出全新的國民，兩者都是由政府主導，具有自上而下的強制性。新生活運動試圖將傳統的道德(“禮義廉恥”)與一般人民的“食衣住行”相結合，但由于時代的局限，它對普通國民生活的實際影響非常有限。不過，這一運動提出的“新生活須知”對于“清潔”較為重視，包括保持廁所衛生、不隨地小便等具體要求。

新中國成立后，政府推動的很多旨在提高國民衛生科學素養和保障國民健康的工作，往往都程度不等地和廁所改良有關。1950?1970年代的“愛國衛生運動”、“滅四害”、治理血吸蟲病等工作便是如此。愛國衛生運動有“兩管五改”的提法，即“管水、管糞、改水井、改廁所、改畜圈、改爐灶、改造環境”。

1990年前后，借助北京市舉辦第十一屆亞運會的契機，北京市政府組織進行了大規模的市容整潔行動，其中包括增建、改建公共廁所并開展衛生整治。從1984?1989年，北京市新建改建公廁1300多座、改建貫通下水道的溢流糞井1000個、擴大公廁面積1.6萬平方米、增加坑位3300個，使6000多座公廁初步實現水沖。但按當時的國家標準，北京90%的公廁都極為簡陋，很多為無隔擋的廁所，其衛生狀況堪憂。

在上述背景下，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就已有有識之士大力主張在中國推進一場“廁所革命”；到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公共媒體上則首次出現了“公廁革命”的討論。1994年4月，由婁曉琪牽頭的首都文明工程課題組連續在《北京日報》發表《北京的公廁亟須一場革命》《步履艱難的公廁革命》《公廁革命的出路何在?》等評論，提出要開展全民動員的公廁革命。1994年7月，該課題組制定了《首都城市公廁設計大賽方案》，截至當年11月中旬，共收到全國 20多個省(區、市)和美國、澳大利亞的作品340多件；隨后，還在天安門廣場舉辦了獲獎作品展，旗幟鮮明地倡導“公廁革命”，這對當時北京市民的觀念形成了一定的沖擊。

此后的1995年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2008年北京奧運會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會等，也基于同樣的邏輯，北京、上海兩大城市屢屢展開了市民文明素質提升活動，其中的城市公廁問題就成為最具壓力的考驗。

2004年11月17日，第四屆世界廁所峰會在北京舉行。當時為迎接奧運會，北京市就規劃：到2008年，城區新建、改建二類以上標準公廁3700余座，占比達90%，逐漸取消三類及以下衛生設施不達標的公廁；近郊二類以上公廁占比達60%；郊區城鎮二類以上廁所占比達30%。上海的公廁短缺比北京略強，但也同樣存在布局不合理、男女廁位失衡、市民不文明用廁行為等諸多問題，為此，上海提出建設現代化的公共廁所服務體系，致力于增加投資和強化管理，探索廁所市場化運營機制。此后，兩城市就陸續建立了一批收費公廁，其設施比較齊全，并有專職保潔員。受此影響，全國許多城市也就開始了公廁的市場化、通過收費維持管理，但實際運營卻程度不等地存在“重收費、輕管理”的現象。也引發了公廁的市場化還是公益化經營模式之爭。

和“國家形象”類似的還有“地方形象”。不少地方城市也相繼有過一些具體的改廁實踐，其中較著名的有2000年桂林市長李金早（現國家旅游局局長）在桂林推動的旅游廁所革命。2001年，國家旅游局在桂林召開“新世紀旅游廁所建設與管理研討會”，在中國這是第一次以廁所為主題的全國性會議，會上發表的《桂林共識》成為中國第一個關于推進“廁所革命”的共同宣言?！豆鹆止沧R》的基本內容是：沒有旅游廁所管理水平的現代化，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旅游業的現代化。桂林旅游廁所革命的具體做法是“政府推動、以商建廁、以商養廁、以商管廁”，采取市場運作方式，在桂林城鄉先后建設了849座旅游廁所，這使得城區和旅游景點平均每平方公里擁有5.7座旅游廁所，遠遠高出國家標準，從而極大地改變了桂林市旅游廁所建設與管理的落后面貌，改善了旅游環境、投資環境和市民生活環境。2000?2015年，桂林經過長達15年的持續努力，已經實現了旅游廁所的全域景點全覆蓋，大幅度地改善了海內外游客的桂林印象。

桂林作為國際旅游城市，其廁所革命的動力機制更多地源自各國游客的觀感和印象及其對市政當局帶來的壓力，正是由此產生的強烈的“形象焦慮”，推動了大舉改善廁所的文明化運動。與此相對，在中國內陸的小城市臨汾，廁所革命的興起卻多少具有“內發”的屬性。眾所周知，全國范圍的都市化進程不僅帶來了城鄉景觀的巨變，即便是在內陸的臨汾，它也使城鄉居民所面臨的“公廁”短缺和如廁困苦局面進一步突顯出來。好不容易進一趟城的鄉村婆婆發誓“這輩子再不進臨汾城”，意味著民眾遭遇的如廁之苦難和羞辱，成為市政當局無法推卸的責任。正是此種“內發”性驅動，促使臨汾市干部群眾經多方實踐和艱辛努力，終于大幅度地改善了當地民眾的如廁環境，甚至其“城市公廁項目”還在2012年12月獲得了第九屆改善人居環境“迪拜國際最佳范例獎”。

無論是基于“外來”挑剔所構成的國家或地方形象的壓力，還是出于“內發”性驅動要去化解普通民眾的困擾，中國的廁所革命在21世紀初開始提速，并逐漸獲得實質性進展，這也表明中國已經和正在更為徹底和深刻地卷入到廁所文明的全球化進程之中。

2015年初，國家旅游局開始在全國推動旅游廁所革命。局長李金早認為，旅游廁所雖小，卻是游客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第一印象，體現著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綜合實力，直接關系著旅游產業、事業的進一步發展。2015年4月1日，習近平主席專門就廁所革命和文明旅游作出批示，要求從小處著眼，從實處著手，不斷提升旅游品質。有國家領導人的指示和政府部門的主導，“廁所革命”前所未有地成為國家的文明工程。于是國家旅游局推動的廁所革命迅速具備了全國性規模。在較短的時間內，各級地方政府均成立了廁所革命領導小組。國家旅游局出臺《關于實施全國旅游廁所革命的意見》，修訂《旅游廁所質量等級的劃分與評定》標準，提出“數量充足、衛生文明、實用免費、管理有效”的具體要求；用3年時間，在全國新建廁所3.3萬座、改擴建廁所2.4萬座，最終實現了旅游景區、旅游線路沿線、交通集散點、旅游餐館、旅游娛樂場所、休閑步行區的廁所全部達到三星級標準。這一迅速的廁所革命由旅游景點景區、旅游線路沿途向重點旅游城市擴展，并經由“全域旅游”進一步向全國基層蔓延，成為自上而下、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

鄉村的改廁實踐

上世紀90年代，農村改廁被納入《中國兒童發展規劃綱要》和中央政府《關于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中，同時伴隨著衛生鄉鎮、縣城的創建，農村也逐漸掀起了廁所革命。2002年，中央政府頒布《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要求在農村繼續以改水、改廁為重點，整治環境衛生，預防和減少疾病的發生，促進文明村鎮建設。2009年，政府將農村改廁納入深化“醫改”的重大公共衛生服務項目。2010年，啟動了以農村改廁為重點的全國城鄉環境衛生整潔行動，促使農村的衛生廁所普及率迅速提升。2004?2013年，中央政府累計投入82.7億元以改造農村廁所，并實際改造了2103萬農戶的廁所；到2013年底，農村衛生廁所的普及率已達74.09%。根據《全國城鄉環境衛生整潔行動方案（2015—2020年）》的目標，農村衛生廁所的普及率在2015年達到75%，2020年達到85%。

2014年12月，習近平主席在江蘇調研時表示：解決好廁所問題在新農村建設中具有標志性意義，要因地制宜做好廁所下水道管網建設和農村污水處理，不斷提高農民生活質量；2015年7月，習近平主席在吉林延邊農村調研時又指出：隨著農業現代化步伐加快，新農村建設也要不斷推進，要來場“廁所革命”，讓農村群眾用上衛生的廁所。

近年來，各地農村的改廁（推廣沼氣廁所、改旱廁為抽水馬桶等）時有進展的報道，每每見諸媒體。國家對農村家庭衛生廁所的定義是，有墻壁、屋頂和門窗，面積不低于2平方米，既可以是抽水廁所，也可以是旱廁，但必須設置地下沼氣池，以便對糞便做無害化處理。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均要求徹底改造農村的未達標廁所，在這個過程中，各地也分別發展出不同樣式的沼氣廁所，如山東的“三通沼氣式”、河南的“雙甕漏斗式”、遼寧的“四位一體六柵式”、寧夏的“雙高式”、江蘇的“三格式”廁所等。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強力主導和資金投入，舉凡新建或改建衛生廁所的農戶，均可得到一定的現金資助和技術指導，因此，農村改廁的進展較為順利。

江蘇省的農村改廁被認為在全國具有典型性。其實施的改廁工作，通常是衛生計生部門、愛衛辦主導，農林部門負責沼氣池建設，住建部門負責農村新(翻)建住房配套無害化廁所。具體做法是在村里先做好幾家改廁示范戶，組織群眾觀摩，激發農戶改廁的動機;同時也編印技術手冊免費發放，培訓改廁技術人員等。2005年之前主要是試點，通過建設“改廁普及村”作為典型，再以點帶面，全面推進。2006?2013年，江蘇省逐年加大改廁資金投入，累計達56億元。截至 2013年年底，全省累計改建農戶衛生廁所822萬座，衛生廁所普及率從56%提高到94%，其中無害化衛生廁所的普及率已達82%。改廁的成功使江蘇農村的寄生蟲病感染率和腸道類傳染病的發病率，自2006年以來，分別下降51.8%和 36.7%。

從江蘇省的案例可以看出，農村改廁進展較順利的地方往往也是經濟和生活條件較好的地區，鄉民們對改廁高度認同，積極參加或配合，改廁工程也使村落環境發生良性巨變，增強了人們的幸福感。在一些富足的鄉村甚至還形成了新的擇偶標準，如果男方家沒有衛生廁所，姑娘就不傾向于同意這門親事。但毋庸諱言，在不少地方，尤其是在較貧困地區和邊遠的山區，改廁并非一帆風順。除居住分散、改廁難以形成集中連片效應外，“沒人、沒錢、沒觀念”則被認為是這些地區改廁的最大障礙。

長期以來，中國社會始終面臨嚴重的城鄉發展差距，而廁所環境可以說是城鄉差距中最為明顯、直觀和突出的表現，也因此，盡快改善農村廁所狀況，徹底改變農村衛生面貌，縮小其和城市的距離，對于改善農民生活品質，提升農村幸福指數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

眼下正如火如荼地在中國各地城鄉開展的廁所革命，終將逐漸地改變中國民眾日常生活中那些最難以為人們所自覺到的觀念的深層，亦即涉及排泄的行為、觀念和環境的全面改觀。

但必須指出的是，無論中國的廁所文明已經和將要發展到怎樣的高度，它也無法避免地具有脆弱性，這是因為支撐著現代廁所文明的基礎設施，亦即復雜的城市上下水道體系，原本就始終是脆弱的。如果我們不把廁所問題局限于“衛生間”及其周邊的那些有限的事項，而是把它和更為龐大的廢水處理系統，和中國社會的水資源、水環境和中國社會的公共性缺失等問題相互聯系起來，那么，廁所問題其實乃是中國社會總問題的冰山一角，眼下的廁所革命之于中國社會而言，還是有很漫長的路程要走。

編輯：楊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