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7 22:48:48 來源：人民網
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常委、北大光華管理學院講席教授金李。本人供圖
中國青年網北京5月27日電 (記者 王海 呂雪慧)“我們持有的外匯加起來超過3萬億美元，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而儲備外匯行為本身，有一層目的就是以應不時之需。”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常委、北大光華管理學院講席教授金李遞交了《關于妥善應對部分外企撤資壓力》和《關于復產復工的新思路》兩份提案，均提到“啟用部分外儲”作為財政及金融政策的補充應對手段，備受各界關注。5月25日晚，金李委員接受中國青年網記者專訪，就兩個提案以及“啟用部分外儲”建議的背景、目標、邏輯和方法，進行了詳細闡述。他強調：“啟用部分外儲，是為解那些已在‘生死存亡’邊緣的企業與個人的燃眉之急。”
“外資撤離”只是鼓噪并不普遍
但如果真有企業要撤，可購買其資產
最近一些西方政客和外媒大肆鼓吹外資企業正大規模從中國撤離。對此金李委員認為，這種說法與事實不符。他說，大部分的外資企業在中國都獲得了非常好的體驗，大部分經營情況都不錯。當然，不排除有極少部分考慮撤離。不外乎兩類，一類是因為各種原因，在輿論出現前就已經開始考慮撤離中國市場，再有就是疫情在全球進一步擴散后，受到西方政客“脫鉤”鼓吹影響考慮撤資的一類。但是我絕對不認為這是普遍現象。
金李委員認為，如果出現外資撤離，主要的壓力來源是少數西方政客。隨著疫情發展，部分西方政客為了轉移國內矛盾，把疫情政治化，把中國作為它國內矛盾的替罪羊、出氣孔，這種做法事實上加劇了部分外國在華企業的經營壓力。
他說，這個問題如果不能得以良好應對，疊加疫情效應，部分西方政客繼續對外國在華企業施加壓力，有可能會對我國經濟產生進一步影響。因為外資撤離是對國內產能的破壞，外資企業通過進出口活動，在我們的GDP中占有相當大比例。再有，由于我們很多出口是由外資在中國進行投資運作的企業去實際實現的，所以如果外資企業在中國的經營活動被擾亂，有可能會對我們的出口帶來一定沖擊，并對我們的就業產生一定影響。
金李委員認為，我們要從幾個方面要去做。
第一，應該旗幟鮮明亮明我們的態度。中國不管遇到什么樣的內外部環境和壓力的變化，改革開放的態度沒有變，我們只會更大力度地開放，并以開放促改革。
第二，如果出現更嚴重的壓力，有一些外資企業屬于本國看重的敏感技術或是受到本國政府政策上的壓力或蠱惑，被迫要撤，在解雇員工、變賣資產時，與其拆個七零八碎當廢銅爛鐵賣掉，不如打包已經相對成熟的生產線、研發中心、專利、商標、國內外供應鏈體系、人力資本等賣給我們有能力接手的民營企業。這個時候政府可以利用信息優勢，幫他吆喝吆喝。如果民營企業因為疫情沖擊心有余而力不足，政府可以動員有條件有能力的國企，做一個最后的兜底安排。
對此，金李委員補充：為什么要盡可能把退出的外企的資產打包購買?一般來講，外企在國外有非常強大完整的供應鏈體系，又經過若干年的磨合，已經是優化過的企業。我們買下來之后，直接就可以跟它原有的全球供應鏈體系鏈接起。所以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把它留存下來，讓他在我們的企業里有一定的股份，就能變成我們的利益相關方。
購買撤離外企資產的錢從哪來?
可以考慮部分啟用我國的外匯儲備進行支付
金李委員認為，如果外資打包變賣了資產，我們可以給出兩個選擇，拿錢走人再不來往，或者是在企業價值沒有受到太大影響的前提下，將變賣在華資產的錢轉為股權，繼續投資在賣出的企業上。
他說，背后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條：
首先，近期幾乎全球經濟都受到極大影響，尤其很多國家量化寬松以后，資金在暫時找不到太好投資的前提下，極易貶值。
其次，如果外資來到中國投資，就是看好在中國未來的發展，承認中國市場的價值，也確實從中獲了利，如果將變賣資產的錢轉為股權，那么自己將還是原來企業的部分擁有者。
再有，如果采用投資入股的方式，這種措施在外資本國政府也好，社會輿論也好，應該不會有特別強烈的反應，因為只是在中國有一筆金融上的投資而已。
第四，如果外資企業本國非常極端，要求企業不僅要回來，也不能在中國做股權投資，在疫情大背景下，企業已經很艱難的情況下，購買外資企業的錢要從哪來?這就可以考慮部分啟用我國的外匯儲備進行支付。
金李委員說，我們目前在美國已經有1萬多億美金的外匯儲備是直接投在它的國債上，但這個錢直接地從美國市場一下抽走，比較困難，很容易授人以柄，但如果用美國國債購買外資撤離時留下的資產，不失為一個比較正當的理由。
“部分啟用外儲”聚焦哪里?
解“生存”受威脅的企業與個人的燃眉之急
金李委員《關于復工復產新思路》提案中“新思路”究竟新在哪里?金李教授解釋：所謂“新”，是對現有政策的一種有效補充，這個提案共提到兩個方面，一個是保內需，一個是保外需。
他說，疫情階段全球供應鏈重整有巨大不確定性，我們未來發展經濟應首先著眼國內，提振內需。近期，像餐飲、文化、服務、家政等領域受到很大沖擊，這些直接導致我們部分居民出現失業、收入下降等各方面問題，甚至有個別居民的生計都出現了困難。現在我們已經出臺了很多政策，取得了不錯的效果，比如消費券，比如新基建，但它們各自也都有一些不足之處：
新基建直接惠及的是國企或是大型企業，而中小微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直接受惠比較有限，而且新基建作為投資，并不能直接刺激消費，與最急需幫助的貧困人口、低收入人群的消費保障并不直接;
消費券各地都在試點，對熟悉網絡、身在城市的人來講，是非常好的降低生活成本的工具，但對于一些不熟悉網絡、身處鄉村、沒有使用場景的真正困難的人來講，可能作用有限。
金李委員說，而“復工復產新思路”提案的“新”，是我們確實到了“部分啟用外儲”，利用手中的數據和技術找到、聚焦那些最困難的、在前期其他政策中沒有得到太多直接受益、沒有根本解決最基本衣食住行消費的人群和企業的時候了。集中財力、精準幫扶，而不是針對所有群體撒胡椒面。
關于具體解決辦法，金李委員說，對于遇到極大困難的個人，拿出部分外儲作為專項資金，在這段時期里給這部分最困難群眾提供義工等工作機會，承擔免費三餐，解決吃飯問題;由國家暫時報銷水電房租;由國家暫時承擔交通費用等最基礎的支出等等。群眾生活條件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會產生需求，刺激內需，從而進一步促進國內生產企業的復工復產。
金李委員說，由于受國外疫情持續的影響，我們的外需下降的更厲害，并且影響到了我們的出口企業和它們的上游企業。
他說，我們可以仔細甄別那些因疫情導致的全球供應鏈混亂而陷入暫時困難、并且有價值進行幫扶的出口企業，在現有政策的基礎上，通過查看這些企業過去的商業合同、海關報關單、銀行流水等方法，適時、適當地使用外儲，幫助他們解決失去訂單的問題。那么為什么是采買訂單而不是發錢?因為這樣可以盡快推動全面復工復產。企業恢復了正常運作，員工、管理層和投資人的工資和財產性收入就會源源不斷，也會反過來提振消費內需。
金李委員強調，救活優質出口企業非常必要，如果企業因疫情影響不存在了，除有形資產的損失外，長期建立的各種無形資產，比如它在境外的商譽、知名度、經過了若干年磨合形成的有序的國外供應鏈等都會隨之消失不見。
而政府采買后如何消化這些訂單的問題，金李委員認為，政府通過救助企業獲得的訂單物資，可以一部分以救濟物資的形式直接在國內發放，一部分作為新建公共衛生基礎設施的資源儲備，還有一部分用于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幫助。
儲備外匯是為不時之需
測算出最優動用規模實施精準幫扶
啟用部分外儲背后的目的、邏輯和方法是什么?金李委員說，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創新直達實體經濟的貨幣政策工具，強化對穩企業的金融支持，盡力幫助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渡過難關。“我的兩份提案中都提到的‘啟用部分外儲’，其最終目標是解決疫情大背景下個人與企業‘生存’受威脅的問題。
他說，我國的凈出口(即出口超過進口部分)獲得的外匯，通過出口企業結匯上繳人民銀行，最后結存為國家外匯儲備。現在我國的外匯儲備總規模大約是3萬億美金，儲備外匯行為本身，有一層目的就是以應不時之需。所以現在對外儲進行為何用、何時用、怎么用的研究是非常有現實意義的。
在他看來，疫情疊加國內經濟形勢、國際經濟環境惡化、少數西方政客不負責任地推銷“脫鉤”概念、美國持續無限量化寬松美債不斷貶值等諸多不利因素正擺在我們眼前，這是幾重疊加。所以此時不用，什么時候才是真正的“不時之需”?
金李委員提到，針對啟用外儲，有聲音提出可能會使人民幣匯率震蕩、對資本市場也會產生影響。這兩個可能出現的結果都非常值得重視，但是，我們要從更長遠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因為其實匯率和資本市場影響最終歸根結底是金融對國家的信心。就像我們今年GDP不設增速目標，除了內外部情況復雜無法充分判斷之外，更體現出我們不愿被短期數據束縛住手腳，不想用“虎狼之藥”進行不利于長期發展的刺激。
他說，隨著國民素質的提升，雖然投資時老百姓關心短期數字，但從趨勢來看，他們更關注政府對經濟的長期駕馭能力，這是現代國家治理能力的體現，是怎么讓老百姓提升獲得感，實實在在體會到國家治理帶來的好處的能力。人民的獲得感是短期的數字不能帶來的，但就業情況、脫貧狀況、生活環境可以。最近很熱的一個詞匯是“應出盡出”，這不僅是政府在應對方法上的保證，更是底線思維的外化體現。如果因“部分啟用外儲”出現匯率、資本市場波動會引起部分投資者的不理解，但過一段時間之后他們會發現，市場基本面會持續好轉，沒有什么比之前更壞的消息了。
金李委員評論，坦率地說，中國的經濟恢復現階段顯然快于歐美。在接下來的幾年間，我們的增長速度也很可能會領先于全球。匯率也罷資本市場價格也罷，最終反映的是基本面的信心。所以，如果我們應對得當，經濟企穩，我們只會更快“收復失地”，甚至還會使我國經濟邁入更實際、更高質量的發展軌道。
那么，究竟動用多少外儲合適?金李委員說：我覺得測算出最優的動用規模是一個很專業的問題，需要大量官方的精確數據，希望國家可以根據提案方向結合數據進行研究，在充分平衡各方考慮后，得出一個可以使得外儲更加安全穩定、又在關鍵時刻可以惠及民生的部分，幫助經濟恢復。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則是：對“生存”成問題的、最急需的人群和企業給與最精準的幫扶。
編輯：張馨潔